新冠疫情后，需要深化改革，加快中国迈向清洁能源未来

全球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全球能源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石油和电力消费先期的急剧下降和随后的动态复苏，检验了中国能源系统的灵活性，也表明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提高能源系统的弹性和可持续性。本文探讨了一些有助于减少危机后能源消费反弹对环境影响的具体政策措施。中国持续和系统的改革进程，不仅可以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而且可以培育更安全、更高效和更清洁的能源行业。

疫情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与过去一些典型的衰退有不同的表现。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需要能源，经济低迷时期能源消费通常会下降或增长放缓，但是能源消费波动通常要比经济本身的波动要小。经济衰退期间，人们仍然要做饭，给房屋供暖并使用电器。

疫情危机有所不同。从中国开始，各国为阻止病毒传播，政府有意限制人们四处流动。由于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并且在全球石油需求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这场危机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影响比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8％，而国际能源署（IEA）估计，今年全球能源需求将下降6％，其中石油需求将下降近8％。

世界各国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往往导致能源消费的急剧下降，而后随着隔离的逐步解除，经济逐步恢复。从医疗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恢复较快。根据角色的差异，能源系统不同领域受到影响的差异也很大。在中国及其他国家，这场危机对航空喷气燃料和汽油的需求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原因是这两种燃料在人口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封锁期间，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家庭用电量实际上比平时更高，因为人们呆在家里并要远程工作。购物中心、电影院和酒店关闭，对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在中国，家庭占电力需求的14％，服务业占16.4％。在欧洲和美国，这两个部门各自约占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

中国制造业的电力需求也有所下降，特别是在采取最严格的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期间。但是总体而言，除病毒爆发中心的湖北省以外，中国电力需求依然坚挺。从4月开始，中国制造业止跌回升，带动了全国用电量的总体增长。

全球数字经济产业每年约消费8000亿千瓦时的用电量，几乎相当于日本一年的用电量。数字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毫无疑问疫情也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增长。总体而言，第一季度中国的用电量同比下降了6.5％，相当于2018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欧洲和北美，由于服务业的重要性，电力需求下降幅度更大，高达20％，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电力消费水平。

有迹象表明，尽管世界上许多经济体都在复苏，但它们不太可能简单地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但是服务业的作用正在增强。成千上万的中小私有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明确认识到，在消费需求逐渐恢复的背景下，保持服务业的财务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性。

同时，在中国工厂重新开工之际，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欧洲和北美经济严重衰退导致的对中国出口需求降低的压力。即使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能源需求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复苏和潜在的活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从今年第一季度的低谷快速恢复。

在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中，能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封锁期间，保障社会福利和经济活动取决于电力和家庭供暖。医疗服务和物资分配需要电力和油品。总体而言，中国的能源系统在特殊情况下表现良好。电力需求异常之低叠加上冬季风大，是电力系统运行的重大挑战。对于油品而言，需求突然崩溃并随后快速恢复，要求对炼厂、管道和仓储设施运营进行细致的管理。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能源系统的运转经验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和监管改革。

实现能源统计现代化和提高数据质量，是IEA 与中国合作计划中的重要内容。高质量和广泛可用的数据，是高效的市场和有效的能源政策的基础，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需要依靠信息来及时调整其决策。

尽管先进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中国电力数据的及时性和可用性不如欧洲电力系统运营商提供的数据。欧洲国家几乎实时的电力数据，成为评估经济领域应对疫情冲击成效非常有用的指标。这些信息已经被企业和金融机构广泛采用。提供欧洲数据的ENTSO-E平台也并不是自发诞生的，而是特定监管规定的成果。中国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法规，依托现有智能计量设施，使所有生产商、消费者和投资者能够获得关键的电力市场数据。

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电力市场对前所未有的需求冲击做出了强烈反应。电力批发市场反映了需求下降和波动，但可再生能源生产总体上表现强劲。价格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甚至偶尔陷入负电价。这一现象尽管似乎属于异常情况，但是这在引导能源系统参与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体现了供求状况的根本变化，也通常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波动超出了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能力。但是价格波动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明白了电力系统灵活性的价值，从而鼓励对灵活性资源的投资。例如，此前德国电力系统波动性加剧引发了令人瞩目的创新和投资，改善了燃煤电厂运转的灵活性。中国决策者也正确地将这一领域作为优先事项。持续的市场改革，将促进电池等其他柔性技术的创新和部署。

疫情冲击对全世界清洁能源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和运输暂时中断。流动限制有更为严重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屋顶太阳能项目），工人无法继续安装设备。同时，随着电力需求的疲软，电力系统将有过剩的装机容量，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尤甚。这可能会影响可再生新项目的投资意愿。IEA预计，全球2020年太阳能光伏装机量将下降17％，风能装机量将下降8％，两者将在2021年出现反弹。

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难得的亮点，风能和太阳能光伏装机规模快速增加，有望在2020年分别实现36％和20％的增长。这一强劲的表现可以通过经济和政策因素来解释。首先，社会隔离措施，对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影响远比其他国家的要小。与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装置相比，在建设过程需要更多交互的屋顶式太阳能光伏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作用比欧洲和美国的要小。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部署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同时，去年竞价和许可的可再生项目还有大量的积压。

但是，在疫情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刚刚经历了两年的下滑，风能新增装机规模仍远低于2015年的峰值水平。投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监管改革的必然结果，理想中这只是暂时的影响。长期来说，这一改革将推动可再生能源更健康、更有效的发展。中国国家能源局最近推出的更基于市场原则和竞争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框架，在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增长和日趋成熟的背景下是合适的。国际经验表明，与整个能源系统转型一致的，有管理的、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最佳方法。繁荣与萧条的投资周期，不仅不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整个能源系统发展。

鉴于中国地域的复杂性，在人口稀少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竞争力与上网消纳和电网建设挑战之间，必须保持谨慎的平衡。为了更好地体现地理位置的价值，2019年引入的改革措施可能导致电力系统整体成本的下降。

然而迄今为止，在促进清洁能源投资水平方面，中国的政策还没有达到完全实现适时能源转型的效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清洁能源设备产业链，解决了一百多万名员工的就业。虽然出口占产品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太阳能电池板），但国内投资活动的健康增长，对于维持和扩大制造产业链必不可少。疫情前实施的监管改革，是政策决策者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第一步。

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尽管交通运输业占石油需求和氮氧化物排放的绝大部分，但绝大多数清洁能源投资还是用于发电技术。疫情危机导致的社会行为变化也可能会影响运输行业。世界各大城市重新开放后的一系列证据表明，人们乘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意愿下降。经济恢复有可能伴随着从公共交通向私人汽车使用的转变。

这种转变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要比美国大得多。2019年，美国人均开车里程是中国人的7倍，但人均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量却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如果私人汽车完全代替中国的城市公共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系统，将会导致每天多消费大约800万桶石油，从而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增加一倍。从城市交通拥堵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将恢复公共交通作为通勤的第一选择，是当务之急。

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个人开车出行的偏好的增加。实际上，交通拥堵已经很大程度上又再现于中国的主要城市，全社会石油需求也显著反弹。IEA预计，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在2020年下半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2021年增速将超过2.7％。

更具可持续性的运输措施，需要加速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并进一步提高传统汽车的效率。疫情危机对这两个目标提出了挑战。由于封锁期间的各种限制，新车销量急剧下降，而消费者信心不足使经济恢复开放后新车销量也处于低位。当人们担心失去工作时，他们也不会购买昂贵的新车。鉴于中国对新车的效率有非常严格的政策，汽车更替速度在提高效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尽管原油进口价格低廉，但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将不会进一步下降，主要石油公司将价格差额交付给国家财政。这对提高能源效率是有利的：一段时期的国际油价低迷，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并维持燃油效率更高但价格也更高的车辆的竞争力。

甚至在疫情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政策改革的暂时影响，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曾一直在下降。考虑到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体情况，2020年销售量很有可能进一步下滑。但是，中国拥有强大的汽车技术能力，不断增大的电动汽车产品选择以及准确支持更先进的高电池容量车型的新政策举措。这使得在整个汽车市场萎缩的同时，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猛增。中国政府宣布的经济复苏计划拨出资金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充电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在欧洲和北美，电动汽车的早期用户通常住在郊区的房屋中，并在家中给汽车充电。但在中国城市，公共收费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更高。

尽管天然气在运输领域作用很小，但是天然气市场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主要原因是天然气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电力系统中是边际燃料。风能和太阳能的边际成本为零，其生产取决于天气而不是市场条件。在正常情况下，核电厂基荷运行。因此，一旦电力需求下降，则要求燃气发电以灵活的方式做出反应。预计今年全球燃气发电量将下降7％，从而降低全球天然气需求。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欧洲等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LNG）的地区。而需求冲击也恰好发生在美国、加拿大和非洲的LNG设施投资周期的高峰期。液化天然气供应的增长如此迅速，使得现货价格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已下跌，并且在疫情后曾一度跌至历史低点。 

鉴于液化天然气设施较长的交货时间和使用寿命，几乎可以肯定，全球天然气供应量将有一段较长的过剩期，这是中国的重要机遇。直到最近，亚洲的决策者将液化天然气视为一种“昂贵燃料”：尽管可以为清洁空气和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做出贡献，但由于过于昂贵，这种燃料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主要国家，小型、分布式工业供热中仍然大量使用煤炭。这对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而天然气是当今替代煤炭的最佳替代能源之一。

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变化，为中国获得显著的空气质量收益而又不损害工业竞争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中国已经扩大了液化天然气产能和国内基础设施规模，但任务远未结束。为确保安全高效的天然气市场，内陆基础设施和储存能力仍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建立独立的的国家天然气管网公司，将为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机会。

迄今为止，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中国的能源系统表现良好，保持了能源安全并成功应对了急剧的市场波动。这场危机暂时减少了碳排放和当地的空气污染，但也产生了难以接受的社会和经济代价。

中国的能源系统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真正的风险是，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能源使用的环境成本将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而反弹。继续和系统地实施中国的改革进程，不仅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复苏，而且可以培育一个更加安全、高效和清洁的能源部门。